以从明治到昭和的日本近代史来探究一种循环与反复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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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有很多成型的历史观，例如文明史观，整体史观，进步史观等。这些历史观在分析历史的过程中能提供一种总体性上的指导，但个人对历史的分析却有其个人独特的地方。笔者在研究日本近代史与阅读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过程中，总结了一种以循环与反复为特点的历史规律，接下来的文章将会分析并陈述这种历史规律。

本文将会以从日本近代史为入口，笔者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反西方化的开始，却以西方化为结束。略过大正时期。之后的昭和时期是以明治末期的帝国主义的理想为开端；到战败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梦想的破裂；再到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标志了日本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现代化时代，成为“后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新帝国。

笔者以欧陆哲学的理论依据，分析得出了这些循环与反复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内在联系，即是资本主义对自身的不断修复。

日本近代史

日本的明治维新: 以西方化结束

明治维新被西方压迫，以还政于天皇开始，最后以天皇成为象征，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结束¹，这是一个与出发点完全相反的结果，笔者将以明治维新时期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为入口，一窥日本在明治年间的改革与变化。

天皇与议会: 符号与象征化的开始

“当今与外国之交往日盛如朝权不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兹将政权奉还于朝廷,而使天下得以广行公议,仰承圣断,同心协力保护皇国,则皇国必将与海外万国并列 ” ² 随着西方对着当时还是弱国的日本国的压迫以及幕府的屈服，延续了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面上由明治天皇与议会开展的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明治维新开始了。³

其中，从1868年明治政权建立时开始制定，1899年颁布的《明治维新宪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该宪法借鉴了普鲁士宪法，有强化君权的色彩。因而，明面上的权利掌握在天皇手中，议会与内阁的权利事实上来自于天皇。而陆军与海军大臣表面上由首相提名，实际上人选的决定权仍然在军部手中。⁴。因为没有限制住军部的权利，在元老逝世之后的军部就强势了起来，为之后历史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是宪法系统的局限性。

柄谷行人在论述”代表制“时指出，议会与天皇是代表的象征与符号，就如同人们期盼波拿巴能像叔父拿破仑一样解决当前法国的问题一样而盲目的让自己被代表，类似的例子还有德国的希特勒。⁵“天皇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其亲政的主动性也受到限制，这不仅是因为宪法中的立宪主义理念，还在于君民一体政治理想与万世一系政治神学的牵制。”⁶。

担任三次首相的近衞文麿曾经提出效仿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因为能帮助内阁限制军部的权利而受支持，而军部以限制天皇权力为由予以否决。戏谑的是，天皇也因此而无法摆脱象征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考虑到之后军部不断坐大与继任者大正天皇身体贫弱，较少参与政治，明治维新的成果，即还政于天皇这一点反而在事实意义上没有达成，实体的天皇反而被明治维新所“杀“，而仅留下一个代表制与符号的残影。

亚洲主义：从明治维新到西方帝国

“东洋的抵抗，构成了欧洲之为欧洲的历史性契机。欧洲只有在东洋的抵抗之中才能够实现自己。……欧洲对东洋侵入，并不是单方面发生的。变革对方，同时自己也被变革，这就是运动。运动具有幅度，而因为具有幅度，运动才被知觉，不过这个过程并非如同水流一般是连续的。运动以抵抗为媒介。换言之，在抵抗当中，运动才能被知觉。抵抗使运动得以产生，因此它是使历史得到充实的契机。"⁷ 正如竹内好在研究亚洲主义的时候所发现的那样，用于抵抗西方殖民的日本明治维新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反而变成了帝国主义。

正如之前所说，明治维新本身存在的目的在于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其本身是反西方的，是民族主义的，是亚洲的。在这个过程中，西乡隆盛以及很多人都提出了联合亚洲其它国家来对抗西方的想法。明治维新的最高领导者西乡隆盛在征韩论中倡导用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使其免于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虽然许多西乡隆盛的学生作为活动家，为帮助亚洲国家而奔走，但对韩作战自然被后人看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开端，因为它事实上就是用于强化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

西乡隆盛卷入的西南战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一八七七年西南战争，是日本维新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士族之间一场殊死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战。⁸在这场战争中，封建残余被西方化的新式军队所扫除。虽然西南战争失败了，但西乡隆盛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待探究，是看做破坏国权发起内战的反革命派，还是代表着永久革命的支持民权的亚洲主义的永久革命派？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为了避免殖民化而激进的实行西方化，因而与其它西方国家一同对亚洲进行帝国主义侵略。⁹

樽井的“大东合邦”被 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时反向利用，冈仓天心的“亚洲是一体”被后 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所恶用，这些违背 了作者本人意愿的历史走向，更证实了亚洲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难以直接传承的困境。它象征了作为原型的亚洲主义无法作用于它同时代的历史。¹⁰ 亚洲主义的理论反倒被日本政府用作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依据。

昭和六十年：

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明治再维新

正如前文在明治时期所分析的那样，此时天皇已成为一种象征的产物，军部在昭和时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于是在昭和时期，军部重拾了天皇的威信，推出了“昭和维新”的改革。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这不过是召回明治时期的天皇罢了。此时的国际背景是国际经济大萧条与日俄战争失败后东亚弥漫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内忧外患之下，孕育出法西斯主义也是自然的事情，掌权的军部必然需要发动一场帝国主义的倾略性战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北一辉在1916年编写的关于改造日本社会结构的法律大纲草案，其中提出了每人拥有财富限额等颇具争议的观点，全文充斥着武士道精神和日本传统文化，被皇道派军官们奉为经典。¹¹在 1936 年 2 月 26 日发生的二二六皇道派发动的叛乱为统制派专权铺平了道路。同时, 皇道派为之奋斗的天皇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在统治派的政策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¹²

在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中强调了天皇作为现代国家的总代表，并推行普选制。这强化了天皇的象征权威，在前文关于希特勒与波拿巴的例子中有说明。在二二六之后，改造法案给予了军部极大的权威，使得军部成为了天皇权力事实上的执行者。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威权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其特点是独裁的公权力，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统一执行力，以及强制镇压反对意见¹³，因而日本军部独当一面的形式被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这一时期日本企图推动和利用世界秩序的变迁，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中，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刚刚对英美宣战不久，就组织了“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希望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近代的超克”是上述会议宗旨的高度凝缩。铃木成高给出的定义是: 对法国革命以后近代的各种倾向，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进行整体上的超克，就是“近代的超克”的思想立足点。其目的在于以东西方对抗的姿态，抵抗西方的冲击，树立日本的主体性。¹⁴

值得注意的是，近卫文磨在担任日本首相的时顺应“近代的超克”而进行的新体制改革，“新体制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党制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战时体制”的改革包括推进农地改革与财阀解体，强化工人的权益与参与。这些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注意的措施。这些依靠法西斯主义的改革在战后仍然得到了保留。

总结

历史的反复是结构的反复而非事件的反复

如果我们讲明治天皇与昭和天皇的两个时期平行看待，可以在其中发现事件相似性。这是由于东亚与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似的危机与机遇：西方殖民与东亚的内忧外患；日本的产业革命与日本主体性的诞生。如果将时间再延续到战后，美军保留了近卫首相的“战时体制”，这一改革帮助了日本完成重建并在昭和三十年后的资本主义后期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柄谷行人认为，1930-1990年期间的世界资本主义是后期资本主义的，因为与1930年之前的帝国主义行为不同，这个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以苏联阵营为共同的敌人而相互合作¹⁵ ，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修复着自身：提高社会福利，对资本征税，提高民权。这个时候的日本因为“战时体制”的继承在世界耐用消费品市场上产生了自己的竞争力。历史在这里的反复在于日本（与德国在这一时期一样）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权威。1959年发生的安保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反美情绪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了它对未来美日关系的影响，因此及时将对日政策做出了更符合实际、更行之有效的调整。¹⁶ 这一挑战仍以相似的悲剧收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日本，处于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高度成长期，逐渐迈向成熟社会的阶段，然而，当时的日本却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及时进行有效改革，并最终导致了其后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的最终破灭。¹⁷ 昭和六十年加上明治与大正的六十年的日本近代史反映出了国家和资本所具有的反复结构。

柄谷行人在开头引用了黑格尔的话，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二次以笑剧形式出现。柄谷行人发现了这种反复的悲剧内核：我们始终无法走出结构的循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一个接一个的继续，人们不断与旧时代进行告别（乃木将军与三岛由纪夫），却始终跳不出黑格尔意义上的“恶的无限性”。在日本近代史，这种结构是东亚格局，而对于近现代历史，则是资本主义。在一开始，它是重商主义，之后变成了自由主义，接着是帝国主义，而后是后期资本主义，今天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一种新的重国权与对抗的类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国家结构与民权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与霸权国家的兴衰与没落在图谱上不断横跳，从世界的变成区域的，由民权的到国权的。这就是结构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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